和谐元年１２月２９日的《新京报》
和谐元年１２月２９日的《新京报》
今天不提《新京报》是说不过去的。平庸年代，进入历史的事件也相对轰轰烈烈时代的事件平凡得多，就好比我们今天出不了梁启超、张季鸾、成舍我这样的人，但也还有胡舒立、唐岩、许知远、安替这些人吧。晚上聚会，ｔａｒａｓ风风火火跑来时激动地嚷嚷《新京报》大罢工，座中一位道：“这场景很像电影里热血青年兴奋地喊，革命了！”是了，《新京报》为上面调整班子的激烈反应，在动荡年代，当然算得上又一次新“革命”发生。
但明天《新京报》开天窗的景观是绝对指望不上了。
下午，连一位素来与报纸圈子无交往的哥们都发短信激动地告诉我《新京报》革命的消息，可想人家早该有准备了。ｔａｒａｓ提供的最新情报是：当晚就１／４的编采人员上班。有这么大比例的人上班，可想版面肯定是满的，起码，可以从同城的其他兄弟单位借稿子么。
《光明日报》的班子换掉南方报业的骨干，在今天的气候下，实属正常。这和《光明日报》还是《黑暗日报》无关。人们常开玩笑说，与河南人做生意最不可靠，错！与谁合伙做生意也没与我党合伙做生意更不可靠。只要是我党介入的生意，合伙人应当有随时血本无归的心理准备。
再一个，《新京报》被《光明日报》彻底接管，市场表现倒未必就比原来人马差到太远，因为《新京报》最近已明显露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态，《新京报》之为《新京报》的核心报道没了，本地新闻一直就没气候，《新京报》还剩下什么？言论？这倒是《新京报》在同城都市报中的比较优势，但与老东家《南方都市报》相比，《新京报》言论水准的档次差得太远了（技术上说，我不喜欢两者都有的过分严肃板着面孔的样子）。饶是如此，相信即便杨斌还是头，下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技术改造该是它的言论了吧。顺带说一句，《新京报》能吸引我看下去的，一直就是王小山、萧三郎管的文化这块和不知道谁打理的《地球周刊》。我相信，再怎么变，这两块大致不会在质量上有很大起伏。
所以，《新京报》的原南方骨干被清洗掉后，《新京报》会不会在北京市场上因此死掉，实在很难说。至少有一点当注意，因为《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所以，它始终是南方普通话口音、南方气质，没有浸染丝毫的北京气质。在广州这样的地方，依托新移民读者群，重新打造出一种与本地文化完全不同气质的报纸并发扬光大，是理所当然，但在北京，这太不可能了。说起来，《京华时报》也算南方报业在北京的半个孩子，但毕竟是北京本地光棍娶了南方外来妹，在风格气质上有充分的本地化，而《新京报》一看就是份外地报纸。
说到这种所谓的气质差别，不妨举个有趣的例子做说明。超级女生正热时，北京本地的各种媒体基本都对“南方人”低俗的商业活动持冷眼旁观姿态，如果细心留意，关于超女的负面或“冷静”的评价，几乎都来自北京“味儿特浓”的报纸，血统不那么纯正的《京华时报》终于显出杂种本色，按捺不住地跟了阵风，但最热烈的造势者，无疑是《新京报》，它丝毫不在乎首都人民高雅的审美选择，编辑们对暴露自己“玉米”、“凉粉的面目毫不顾忌，成为全中国对超女追捧最热情的几家报纸之一。
我不知道《新京报》并未如预想那般成功，是否有这种坚硬不化的南方都市报气质不被首都人民接受的原因。但无论怎样，至少在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气质的。因为《南方都市报》是中国最接近一张真正理想的都市报，它的读者群也是中国大陆真正最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读者——我不认为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会具备完备意义上的市民意识，尽管这两个地方的市民在某些素质上的确优于其他地方，但这两个地方的本地市民文化都离现代市民的全面要求甚远，而外来移民会在强大的本地文化中被同化掉，惟在珠江三角洲这里，大量外来新移民造就了真正的现代市民群体，而《南方都市报》则是外来新移民中的优秀分子打造的一份拥有全新意识的报纸，它能成功的基础恰在于现代城市意识在珠江三角洲成功扎根。
说到所谓《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的现代市民意识，可以拿陈永苗先生在《新京报》出事后一篇“算帐式”的文章提到的内容展开一下，——虽然我是如此不愿意提到陈永苗先生的名字，但是他提到的问题实在值得一说。陈永苗先生在《南都对＜新／京／报＞贡献了什么》一文中认为：“……时政新闻确实非南都人所长，时政新闻的卖点在于深度，南都人对时政新闻几乎没有感觉，没有足够的观察和思想深度来把握时局的变化，《新京报》如今打下的江山，最主要是时政新闻，北京新闻是软肋，那么南都人对《新京报》是不是应该重估……”
我恰恰以为，对浩大叙事的“时政新闻”的淡化处理，体现出一种崭新而非凡的新闻意识。因为“主流”并不意味着要照搬党报、模仿美、英百年主流大报对浩大时政叙事的关心——何况美英主流大报也不像中国党报那么整天只盯着国家领导人的政务活动，而是对你当下身处社会中“主流”青年市民真正关注内容的敏锐捕捉判断，他们认为什么最重要，那么什么新闻就是最重要的新闻。在网易有次业务讨论时，我认为，在布什访华、矿难、赵老师事发被告三条新闻当中，最能牵住老百姓关心的，当然是德艺双馨的赵老师出事，矿难已经要人疲劳，布什访华，一切议程早定，不是新闻，当然，“宋祖英生子，父亲是罗浩”这样的新闻尤其该上头条——如果可以的话。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新闻人，不应当不知道读者的真正关注热点，不应该不要知道上述几个新闻案例在中国社会的深刻意味。但关注社会新闻和市政新闻，不等于媒俗或黄色小报，就看你怎么操作，你的意趣是低还是高，全在具体技术操作之中。
体制外的市场报纸，对浩大时政新闻的过分投入关注和热切，在我看，反而是个荒唐的事情。因为体制外新闻人首先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草根知识分子，几乎多数对此有特别偏好的新闻人，也许终其职业生涯都不知道中国的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是以何逻辑运转——如果不算一再冒犯，我想，陈永苗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我实在觉得，陈先生的自我感觉，经常表现得像个政治臆想症患者。浩大时政本身对草根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屑和躲避，天然使得我们当中不可能超迈体制内曾经诞生过的大时政记者，更别说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前辈比肩了。
当然，从我不完全的对比似乎也能感觉，《新京报》毕竟在首都，比《南方都市报》的“草根”多少增加了点“庙堂”气质，但很显然，对国家机器而言，它显然不打算认真反对一个公民、一个群体或一家报纸行使自己堕落下流的权利，但它对自做多情的理性、建设性的“主流”，还是警惕得很认真的——它要的只是你完全听话——想象一下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日本的香港，还得等到２０１７年才有望成熟、理智到可以行使普选权，我们不还得等上可以再过一个大清朝的年头么。《新京报》多少有一点点的“庙堂”气并不那么受欢迎。顺带说一句，我以为，同行中的“《纽约时报》理想”，无论中国怎么如意地发生变化，肯定得落空，因为，美英大报的“主流”气质，离不开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土壤，美国虽无英国贵族精英政治的传统，却有其精神，就如欧洲大陆没有地位可与之相比的报纸道理一样。真等到中国社会演进到可以有这样的报纸生存的空间，那时报纸怕早被其他介质的媒体所取代。
所以，想与党报有所别，但又要与党报一样“时政”，在我看，无论如何是没在打算经营一份要好好卖给读者的商品。
《新京报》是一份还远不能与《南方都市报》相比的报纸，但它已足够优秀，虽然我老在私下骂它垃圾，没什么可看的还装出一份大报的架子，但它却是我惟一坚持在看的北京本地报纸。它有理想，虽然那理想一开头就注定不合适宜——不是事后诸葛亮，在看到程益中写的那个发刊词时就闻猜到了这份报纸的命运。但在今天的中国，“果断”来得已经没那么无理，好不到哪去，但也坏不到哪去。《新京报》的兄弟姐妹们的勇敢，我暗暗喝彩，这才是真正的“敢”，而不是做秀。终有一批人会离开，我相信选择离开的人会很快找到工作。一起互相熏陶然后离开，哪怕是被迫，有时候是好事，半年前，我准备换工作时，一位兄弟曾对我说，兄弟们也别都在一个单位扎堆，相望于江湖，更有一种共同呼吸命运的感觉。真的，散开后一看，大家都还在，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和谐元年１２月２９日
